作为海上“猎鲨”的主要武器弹药，反舰导弹如今慢慢的变成了世界多国普遍关注和不断列装、升级的热点兵器。

  以俄罗斯为例，自2020年以来，继舰射型“锆石”高超声速导弹试验成功后，该国又进行了潜射型“锆石”的试射。其空射型“幼虫”-MD高超声速反舰导弹，也在紧锣密鼓地研制。

  空舰、岸舰、舰舰和潜舰导弹一并研发，这几乎是各军事强国研发反舰导弹的“通用模式”。近程、中程和远程反舰导弹“长短搭配”，则使反舰导弹的型号、样式变得更多元。

  那么，作为对海作战的“重拳”之一，反舰导弹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史？其“乱花迷眼”般的发展背后，有着哪些共有特征？随着未来战争形态的逐渐显现，反舰导弹的“多元”特征今后会向哪几个方面拓展？请看相关解读。

  与其他反舰武器如鱼雷、水雷等相比，反舰导弹自问世以来，很快便凭借着射程远、精度高、突防能力强、效费比高等优势，引起各国关注。

  在多国加大投入、倾力研发下，反舰导弹围绕增大射程、提高精度、强化突防能力等方面，一直在升级演进，大致经历了五代沿革。

  二战后，美、苏等国推出了第一代反舰导弹，如苏联的“扫帚”“冥河”和瑞典的“罗伯特-315” 反舰导弹等。该代反舰导弹的动力系统多采用涡轮发动机或脉冲喷气发动机，以无线电指令或驾束式制导为主，一般体形较大、设备笨重，飞行速度较慢，且发射后需要对其跟踪控制。但是，作为当时的新型海战武器，它的威力不久就为人们所知。在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埃及海军以3枚“冥河”反舰导弹，击沉以色列海军的埃拉特号驱逐舰，各国很快意识到反舰导弹的潜力。

  20世纪70年代初，法国“飞鱼”、以色列“迦伯列”、挪威“企鹅”以及苏联“海妖”等反舰导弹陆续服役，标志着第二代反舰导弹的兴起。该代反舰导弹多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推进，体形上比第一代有所“缩水”。加上制导方式的改进，该代反舰导弹可以掠海飞行，拥有“发射后不管”的能力。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海军用70余枚“迦伯列”击沉了对手近10艘舰艇；1982年的马岛之战中，“飞鱼”反舰导弹先后给英国两艘驱逐舰带去灭顶之灾。第二代反舰导弹也有短板，主要体现为射程不够远、速度不够快。

  此后，美国的“捕鲸叉”“战斧”、苏联的 “沙箱”、英国的“海上大鸥”等相继问世，反舰导弹以此为标志步入第三代。该代导弹改用高效率、小型化涡喷或涡扇发动机推进，射程激增，初步具备防区外发射能力。其制导系统逐步优化，导弹命中精度提升。此外，一弹多用和模块化等设计的运用，使反舰导弹可搭载平台增多，出现了系列化趋势。第三代反舰导弹仍以亚声速巡航飞行，随着导弹拦截技术迅速提升，该代导弹突防能力相对不足。

  20世纪80年代前后，为提高反舰导弹的突防能力，各国着手研制第四代反舰导弹。苏联全力发展基于整体式火箭冲压发动机的超声速技术，所研发的“白蛉”超声速反舰导弹能以2~3马赫飞行，末段还可变轨机动，但也正是因此，“白蛉”无法大幅增大射程。美国等西方国家则遵循不同的技术路线，致力于发展隐身技术。美国研发的亚声速巡航导弹AGM-129综合使用了多种隐身技术，也因之拥有较强的突防能力。

  海湾战争后，反舰导弹迎来新一轮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时期，渐渐步入第五代。该代反舰导弹旨在通过注入高新技术，提高性能、优化系统、减少相关成本。比如，俄罗斯“俱乐部”反舰导弹采用了三级弹体的设计的具体方案，初步实现了亚声速巡航、超声速突防。挪威的“海军打击导弹”NSM，则在隐身设计、制导体制、突防策略、命中精度、任务规划等方面全面发力，走上系列化发展的道路。

  由于需求不同和出于成本等方面的考虑，各国列装的反舰导弹在型号甚至代际上存在一定差别，因此呈现出“数代共存”的多元化格局。

  反舰导弹的发展，同样伴随着“矛”与“盾”相生相克的过程，带有明显的时代化特征。当前，尽管反舰导弹发展路径不一、各国工业水平不等，但各国所认同的先进反舰导弹标准没有过大差异。这些先进反舰导弹，均是动力推进、制导方式、隐身性能、智能水平等多个角度的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

  借助先进动力技术增速、增程。对反舰导弹来说，速度依然是决定其能否攻击成功的主要的因素，这也是高超声速反舰导弹兴起的原因。凭借速度优势，高超声速反舰导弹弹头能获得极大的动能，实施防区外远程打击，并使各国现有的绝大多数拦截系统对其“失效”。俄罗斯反舰导弹家族中的“锆石”“匕首”在这方面较为典型。“锆石”高超声速反舰导弹，采用的是“超燃冲压发动机+固体火箭助推器”的动力组合。这种借助先进动力技术增速、增程的模式，也是其他各军事强国发展高超声速反舰导弹的优先级选择。

  通过改进制导方式对抗干扰。当前，反舰导弹的制导系统能否有效对抗电子干扰，已成为其能否高效实施打击的先决条件。围绕对抗干扰，近年来世界各国所研发的反舰导弹制导系统日益呈现出多元、自主等技术特征。多模块的末制导系统，如主/被动雷达末制导系统、雷达/红外探测系统等，可在GPS信号中断的情况下完成制导。以色列“长钉”导弹采用的光纤制导方式，能实现目标的智能识别与跟踪；挪威JSM导弹在自控段采用高精度惯导、卫星辅助导航、地形匹配等复合制导手段，在自导段则采用“智能红外成像引导头+自动目标识别技术”制导，可对目标最薄弱或最关键部位实施攻击。

  综合运用隐身技术隐蔽突防。当前，一些国家的反舰导弹已经采用隐身技术来控制特征信号，使导弹难以被探测、跟踪、识别和拦截，从而大幅度的提高突防效果。这其中，既包括外形隐身、红外隐身，也包括用特殊吸波材料来实现雷达隐身等。如AGM-129巡航导弹就使用了激光雷达和红外控制管理系统，并特意用复合材料制造翼面和方向舵；NSM反舰导弹除采用外形隐身设计外，还通过加装红外信号特征微弱的涡喷发动机、红外成像导引头来降低被发现的概率。

  依托系列智能技术强“脑”赋能。当前，反舰导弹不再是“一介武夫”，弹载计算机、大容量存储器、可成像导引头及高速处理器的出现，让其拥有越来越聪明的“大脑”，在弹道规划、制导控制、目标识别、协同攻击、毁伤评估、人机交互等各方面表现出色。在弹道规划上，末端机动变轨突防已成为现实，如“捕鲸叉”的跃升机动、“白蛉”的蛇行机动等。在目标识别上，一些国家的反舰巡航导弹能通过加装毫米波有源相控阵雷达导引头自动寻的，可以在高干扰环境中识别敌、我和中立舰船，完成高价值目标攻击。与此同时，更多的智能手段正使反舰导弹拥有诸多更新、更强的能力。

  如果说早期反舰导弹的“多元”更多地体现在型号与代际多样化上，那么当前，反舰导弹的“多元”将更多地向功能方面拓展。其功能方面的拓展，既与海上对抗态势更为复杂多变有关，也与分布式作战、敏捷式作战、蜂群式作战等新型对海作战理念的出现有关。

  远近兼顾，远射程与超近程并行不悖。随着舰艇编队区域防御能力的提升，反舰导弹提高射程以实现防区外超视距远程精确打击，是未来主要的发展的新趋势之一。但在现代海战中，“小艇扛大炮”的导弹快艇、鱼雷快艇、巡逻艇等作用也不可以小看。这些舰艇雷达反射截面小，机动性和隐蔽性强，不可能都用中远程反舰导弹来应对。因此，超近程、小型化反舰导弹的研发同样需要我们来关注。此外，随技术发展，使同一款反舰导弹远近兼顾、适应多种作战需要，也有一定的可能成为现实。

  亚超结合，重速度与重隐身并驾齐驱。高超声速飞行对提高反舰导弹突防能力大有裨益，但与亚声速反舰导弹相比，当前的高超声速反舰导弹也存在短板。比如，它无法长时间、大范围巡航待机，抗干扰能力比较差，灵活性稍显不足，尤其是弹道较高，红外信号明显，隐身效果欠佳。今后，为兼顾速度与隐身的需求，高超声速反舰导弹将会更多地寻求亚超结合的解决方案，采用涡喷/涡扇巡航发动机与冲压加速发动机组合的工作模式，既保证反舰导弹巡航段掠海飞行的隐身效果，又能实现在末段高超声速突防。

  稳中求进，智能化与适装性相得益彰。智能化是反舰导弹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此，才能在未来日益复杂的战场环境中更好地达成作战目的。但是，和其他武器装备一样，只有在降低研制风险、成本和追求能力最大化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才能实现反舰导弹的可持续发展，并确保反舰导弹的适装性。当前，各军事强国一方面投入大量资金研发新型反舰导弹，另一方面则对现有装备不断挖潜以减少相关成本，正是这种思路的体现。

  任务多元，海上与陆上目标“一网”打尽。分布式作战概念自形成以来受到各方格外的重视。该概念强调发射平台和武器装备要有足够数量且分散独立，同时能协同控制。对这种概念的消化吸收和实践运用，将不可避免地使反舰导弹具有相互传输制导数据的能力，在反舰导弹的多元化任务中再增加一项。同时，既能有效遂行对海作战任务，还具备对沿岸或更远距离陆地目标的打击能力，也是今后反舰导弹的发展的新趋势。在一些国家，这一类反舰导弹已经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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