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型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怎样建立一座城池牢不可破的安全屏障？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全球不少城市带来极大难题与挑战。拥有2400余万人口的上海，同样绕不开这道考题。

  幸运的是，对于上海，这不是一场没有准备的硬仗。今年1月，疫情在国内骤然发生，上海的响应敏感而迅捷：曾在数次公共卫生事件中担纲上海“堡垒”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收治所有成人确诊患者，汇集各路顶尖专家。

  “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在这座人称上海“小汤山”的堡垒中，四个“集中原则”为城市安全牢牢筑起一道墙。

  鲜有人知晓，神秘的堡垒，当年是上海市政府“一号工程”，以人为本的先进理念当时已渗透至城市管理之中。时至今日，堡垒已战斗16个年头，从2003年4月还在抗击非典即启动长远设计、2004年建成至今，它以完备的软硬件及与时俱进的全球顶尖定位，默默守护着这座城市里每一位平凡而珍贵的生命。

  今年1月底，新冠肺炎疫情最为胶着状态时，担忧的市民心存疑惑，答案却令人心安。上海“小汤山”——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始建于抗击非典疫情后，历经H1N1甲型流感、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多次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考验。

  它是非典时期上海为市民留下的宝贵财富，亦是国内现代传染病防治的一座重要“分水岭”。

  时光倒回至2003年那个“多事之春”，一如今日，非典疫情来势汹汹，北京确定诊出的病例持续增加，传染病医院不堪重负，建一座“小汤山”临时集中收治患者，成为权宜之计。当年3月27日，一名女性商人从香港洽谈商务返沪，途中已出现非典症状，4月2日她成为上海市首例非典确定诊出的病例；4月7日，患者68岁的父亲出现发热等症状，并于4月17日被确诊为上海市第二例非典病例。

  4月的上海，本应春光无限好，空气中却凝结着紧张、焦虑的味道。“面对上海也许会出现的疫情暴发，我们要不要学习北京，建造一座小汤山？”

  集中收治，为何在疫情中显得这么至关重要？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建设的重要参与者、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原副主任、复旦医院后勤管理研究院院长诸葛立荣回忆：当年的传染病医院位于市中心，隔一座墙就是居民区，医院占地只有区区45亩（其中还包括一座小花园和景观湖），建筑陈旧狭小，设施也较为落后。万一非典在上海暴发，这块地方实在难以胜任收治防控重任。

  疫情的脚步渐渐逼近，一系列形势研判后，极速推进：上海要建！格外的重视切实守护城市人民安全，上海的决策，掷地有声。北京小汤山属于临时收治医院，上海的目标肯定不是“临时”建设，遵循“远近结合、平战结合”八字原则，要建就建一座现代化集中收治的传染病医院，它在应急时可以收治患者，平时则能担纲起传染病临床科研中心、传染病培训和国际交流中心等重要角色。

  如此高目标的定位，放眼全球，没有可参照模板，一切都要自己摸索、创新、实践。

  这样一家现代化传染病医院，该建在哪儿？原上海市卫生局（现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原上海市规划局（现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共同启动最初的选址。

  上海市气象局提供线索，上海是以东南风为主的气候特点，那么传染病医院选址，需在下风向人口少的区域。选址遵循两条根本原则，可以离开市中心偏远一点，但必须交通便捷。

  卫星地图上，远郊中的三个点被圈了出来。卫生领域与规划领域的专家，就三个点最终圈定哪一个，产生了意见分歧：原市规划局明确态度，既然是传染病医院，离市区越远越好；原市卫生局则认为，一旦应急时调动全市医疗专家资源，选址过远，不利于奔赴往返。

  折中的选址最终“出炉”。这个点，位于下风向人口少的区域，离高速公路出口仅5分钟，从人民广场驱车前往，很快就能抵达。

  两旁江南水乡，油菜花盛开的高速公路，在此后的一年间，见证了这座立足上海，面向世界的一流现代化传染病医院的崛起。

  上海作为一座特大型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屏障不可或缺。这座安全屏障的定位，初始决策时就已明确：远近结合、平战结合，是突发性暴发性传染病的集中收治基地；是各类传染病的临床及科学研究中心；也是传染病防治的国际交流和培训中心。

  2003年4月某日的傍晚，原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原主任陈建平，收到最紧急指令——24小时内，交出拟建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建设设计的具体方案。时间如此紧迫，理由很简单，输入性病例已出现了，建设启动必须越早越好。

  “是明天交，还是后天交？”陈建平掐着点儿计算，得知是隔一天的后天交方案，他长吁一口气，“这样明天你们可以汇总一下所有意见。”

  当晚7时许，上海市包括中山、华山、瑞金、九院、新华等11家市级医院分管基本的建设的副院长火速集结，1小时内，赶至疫情防控指挥部——上海市疾控中心，共同商议设计的具体方案。会议开到次日凌晨1时多，11位副院长每人领一个任务回去，次日再召集商议。

  从无到有的现代化传染病医院，事无巨细皆要考虑周全，11位副院长的11个任务中，包括基本建设总体布局和流程、医疗设施配置、医用辅助基本配置、建设费用测算、科研中心论证、后勤设施设备配置等。

  复旦大学副校长张志勇，时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当晚就是11位与会者之一。时隔17年，他对往事历历在目：“自己领到的任务是医疗设施配置，因为我很喜欢电子化产品，新建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医疗设施及信息网络就交给我来设计了，说要两个礼拜就达成目标，时间是真的紧啊！”

  彼时刚成立的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院，同时参与设计的具体方案。整个方案中，“传染病”是关键词，从清洁区、污染区、半污染区的“三区隔离”，到当时最为先进的“负压病房”设计等，每一个细节均嵌入世界一流传染病管理理念。

  24小时时辰已到。三张设计的具体方案，齐齐整整交了出来，领导及专家组一致圈选了其中一张设计的具体方案。

  这张方案图，乍一看犹如一座园林设计：标注出“占地面积500亩，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周边绿树成荫，园林景观设计，吸收了中国传统园林的精华，又采纳了西洋园林绿化处理手法。虽是医疗机构，却也意趣盎然，一眼就能抓人眼球。

  诸葛立荣翻出17年前的总平面图，为记者讲解：红屋顶奶黄墙，两个病区组团，有分有合自成一体。一个病区组团位于上风口（250张床），用于收治肠道传染病患者；一个病区组团位于下风口（250张病床），用于收治呼吸道传染病患者。这两个病区组团，可相对隔离、独立设置、直接对外。

  在两个病区组团当中，大片草坪颇有玄机。设计方案中规划床位数量，考验着大智慧。专家解析，位于市中心的原传染病医院床位数400余张，新建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床位数肯定不能少于原有床位；但床位太多，非疫情期间的运营又成问题。

  “基于此，大片草坪上我们预留了所有管线，这中间还包括吸氧管道、污水处理管道等。”诸葛立荣说，“若发生较大疫情时，只要十天左右时间，草坪上即可搭起600张临时床位，如床位不够，还可搭建两层楼。”

  500亩占地的外围，还圈出500亩片林，整个中心绿化率高达60.7%，非但起到了美化环境的作用，更保证了充足的防护间距。一旦疫情暴发，可第一时间与外界相对隔离，避免交叉感染，疫情蔓延。

  2004年9月17日，时任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主任尾身茂，带领33国卫生部长，共同参观了即将竣工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这是一座现代化的传染病医疗机构及科研中心，更是一座传染病患者休养生息的人文花园。尾身茂评价：“这是世界上最好、最漂亮的传染病医院！”

  2004年初，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建设项目，已被列入当年市政府“一号工程”。这也是历年来，卫生领域项目首次纳入“一号工程”。大手笔的背后，折射出特大型城市对生命的珍视，“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12个月的争分夺秒，“一号工程”如期交付。世卫组织将其称之为中国的奇迹。“最难的无疑是一年内要建成这样一家机构，但奇迹确实发生了。在这奇迹里，建工集团的鼎力支持功不可没。”陈建平说。

  2003年春夏，所有参与建设的工作人员，在现场附近租了农舍。夏天一过正式开工，一建集团、五建集团、七建集团三个土建集团，外加负责电气、电缆、空调等配置的安装公司，悉数到位。

  那是一段建设者的光辉岁月。诸葛立荣回忆：当年几乎每日前往工地“打卡”，与工人兄弟们一起吃盒饭，时时监督进程。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还记得，当年的自己，从华山医院感染科调派出来，每天头戴安全帽，脚踩防电鞋，一边参与设计一边共同施工……

  市政府牵头，多部门跨前一步，即便是“一号工程”，该有的一切步骤，一个也不能少。项目设计、审批、征地、招标、供电、供水、污水、道路等均需要统筹协调。一年里，筹建办例会、重要工程例会召开不下百次，一座现代化的传染病医院在一次次工程推进中，显现雏形。

  这里，将不仅仅承担传染病的临床救治，更需要立足世界，开展新型传染病研究。卢洪洲说：“非典之前，我国常见的传染病以肠道传染病为主；非典作为烈性呼吸道传染病，为整个防控体系都带来更大挑战。”

  现代化传染病医院，如何体现“现代”？全新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凝结着许多答案。

  负压系统理念，在初始医疗建筑研究时就被纳入。如非典这样的烈性呼吸道传染病，解决空气问题最为关键，一旦空调一开，每间房间传染起来不得了。“引进负压概念，能够说是全球一流水平。”诸葛立荣2004年前往香港圣玛利亚医院开会，参观了当地作为抗击非典重镇的负压病房时，内心很感慨，“这是最先进的理念，但我们的规模比香港还要大，以后再遇到疫情心里就有底了。”

  清洁区、污染区、半污染区“三区分隔”，曾经传染病医院的市中心地址，囿于硬件条件，无法充分展开，而今终于有条件完善了。清洁区、限制区、隔离区、公共走道、医护人员及住院患者走道；洁物供应、食品供应、污物运输严格分区和分道；流线组织还尽量缩短了医护人员及患者的路线，减轻医护人员劳动强度，方便临床救治。

  新风系统，采用新风加带高效过滤器的高余压风机盘管机组空调型式，病房内换气次数不小于每小时12次，空调冷凝水直接接至废水管道集中消毒处理，尽可能保证医护人员在干净的空气环境中活动。

  点睛之笔在于今日看来仍不落伍的28套可视可讲系统。传染病患者住院期间相对隔离，医生查房、家属探望等，用远程视频对讲问候，当年十分稀奇。这一走心设计，得到世卫组织及多个国家卫生部长点赞：“线年春节，平面图纸上一个个病区组团化为现实。当年11月16日，市政府“一号工程”、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正式落成启用。始于应对非典、历时12个月争分夺秒，集纳全世界最先进医疗设施、坚实而温情的“健康堡垒”，就此诞生。

  2003年的抗击非典一役，上海未发现内源性非典病例，确定诊出的病例总数8例，同时留下一座坚强的“城市堡垒”。2004年5月，还在美国旧金山进修医院管理学的张志勇，准备延长进修时间，以期汲取更多知识，却不料接到时任中山医院院长王玉琦的电话，“复旦大学给你派了重要的任务，要求你快点回来”。当年10月，张志勇被任命为新启动的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初期建设还历历在目，并没想到自己会来这里，这真的是个意外”。

  远近结合已实现，平战结合，更考验管理者的大智慧。何为平战结合？即平时维持正常临床治疗与科研，战时一旦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里将承担起“坚强堡垒”的职责。

  原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党委书记孟莲娣回忆：位于市中心的传染病医院面临搬迁，第一年十分艰辛，“所有人压力都特别大，所有人都瘦了一圈”。由于许多职工居住在市区，平日乘班车往返，披星戴月成为许多人的工作常态。中心成立至今，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疫情演练，制定缜密的应急预案流程、应急响应机制，职工早已习惯半夜三更紧急从市区奔赴远郊。“从医学专家、护理团队到保安、后勤等，关键时刻都未有退缩、冲锋在前，这就是公卫人的忘我奉献精神。”孟连娣说。

  从单纯的临床救治，转型至科研、临床乃至国际交流中心，2004年复旦大学正式托管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当年就有50余名世界一流海外医学人才表示意向，欲前往开展研究工作。复旦大学领导在中心启动时，悉数到场。

  2005年，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教授的得意门生、分子病毒学领域颇有建树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袁正宏教授，兼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副主任。此后，中心集中复旦大学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教学、临床和研究力量，共同建设这座全球一流传染病医疗机构。

  17年间，从防控甲型H1N1流感、到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城市堡垒”默默守护城市健康，更成为全世界一流的传染病临床科研中心。从单纯的临床救治，转型为集临床、科研、医教于一体的高精尖传染病医疗机构，一批批公卫人克服了艰难困阻，实现了现代化传染病医疗机构的华丽转身，更以此反哺临床，助力一次次疫情防控。

  17年后的2020年，新冠肺炎突如其来，“堡垒”再次拉响警报。她以坚实“铜墙铁壁”，娴熟防控经验，再度应战，不辱使命。“堡垒”里专家医生夜以继日抢救生命。53%、60%、74%、85%、93%……节节攀升的治愈率，凸显了上海方案的优势，城市安全屏障的初始定位，再一次被印证。截至9月6日24时，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累计治愈出院869例，上海卓越的临床治疗效果，令世人刮目相看。

  2月17日，全球目光聚焦中国防疫严峻形势，中外记者到访上海市公卫临床中心。从中心设计即参与并坚守中心17年的感染病学专家卢洪洲教授，面对外国媒体沉着介绍：中心负压病房总床位327张，A1楼96张、A3楼57张、A4楼90张床位均已启用，A2楼84张床位备用，草坪上应急救治储备病房同时在建200张。他简短有力地介绍，为焦虑市民吃了一颗“定心丸”：未雨绸缪充分准备，上海的收治床位数足够，请市民百姓放心！

  上海方案最突出的优势就是“四个集中”，这也与市公卫中心建立时的初衷完全契合——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

  应对疫情，汇集顶级专家资源，就是城市呵护生命的“硬核力量”。疫情一开始，中心即成立应急办公室，上海市卫健委、申康医院发展中心随即统筹安排，迅速成立由“高级专家组+外援专家医生+公卫专家医护”共同构成的救治团队，夜以继日救治确定诊出的病例。高级专家组内，“六员虎将”张文宏、卢洪洲、胡必杰、毛恩强、朱蕾及王胜分别来自感染、呼吸、重症、感控等学科，高级专家制定并调整救治方案，每名痊愈病例出院均需反复推敲，直至最后认可通过，方能宣布出院。应急病区内，由瑞金、仁济、市六、市一、市十“五大天团”组成的重症团队，与多位来自其他医院专家形成多学科协作，悉心救治每位病例。

  防控大楼内，偌大指挥部就是“大脑”，信息板所有危重症、重症病例诊疗信息清晰有序、一目了然，显示屏内则实时监控应急病区情况，生命在这里发生转折，医护在这里拼尽全力。“这不是一般的病房，新冠病毒这个敌人实在‘狡猾’，要想从病毒魔爪下抢回生命，必须打足十二分精神。”专家组组长张文宏教授说。

  5月2日，在市公卫中心奋战了足足67天的“瑞金医院天团”，终于完成使命回家了！2月11日进入中心时，上海仍是冬天，返回时已近夏天，许久没离开A3病区的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瞿洪平教授，心中有道不尽的感慨，“这里就是上海的最前线，保住最前线，整个城市才可以安心！”

  最后一例本地危重症患者徐先生康复出院，70岁高龄，糖尿病、高血压、扩张型心肌病……从轻症到重症到危重症，徐先生一度危在旦夕。瞿洪平团队通过及时给药、连续肾脏替代疗法，很快有了明显好转，5天后脱机拔管，2周后恢复普通氧疗，他用满满两页感谢信致信这位资深大专家，“你们以勇敢的牺牲精神、极其卓越的医疗技术，将我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这种大恩大德我怎么感谢都不过分……”

  徐先生不过是幸运的869例治愈出院病例之一。坚实温厚的“战疫堡垒”，犹如灯塔一般，点亮并指引上海这座耀眼城市的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应急响应机制。

  历史总是一个闭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一如17年前，为特大型城市公共卫生体系改进与完善，带来更多启迪思考。欣慰的是，这一命题已在城市蓝图规划设计之中落到实处：117家发热门诊完成规范改造，200家社区发热哨点诊室完成建设，触角更深更广的一张发热监测网络，已经密密织就；疾病控制的体系正在完善，全新的市级疾控大楼已在规划，硬件设施也将更新；复合型公共卫生人才已着手培养，面向全球，上海今后将输出自己的国际化应急管理公共卫生人才……

  5月9日，上海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从二级降为三级，城市郑重进入常态化防疫。特大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安全屏障，再一次出色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平凡珍贵的每一天，这座“神秘堡垒”继续默默守护城市居民生命安全，日日夜夜，不眠不休。（记者 顾泳 张凌云）